在工业社会，我们主要依靠时间维度创造价值，而在信息社会，我们主要依靠空间维度创造价值。
2001年11月27日，在常熟市、张家港市农信社基础上招股组建的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同日挂牌成立，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两家农村商业银行。现在许多农村一户农民有几十万元存款已很普遍，城乡结合部农民有数百万元存款的已经不是少数。
2002年，中央提出要抓紧制定有关农村信用社的法律法规，实际也未进行。不设独立法人机构，由农民合作社内设的信用服务部承办。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农信社改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明确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农民合作社内的社员资金互助和社区农村资金互助。后来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到天津市征求我对农业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我提出自己的建议，后来得到国务院采纳。
四是增设新的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对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央苏区因反围剿战争失利，面积迅速缩小，银元消耗殆尽，政府只好通过大量发行苏区纸币支持开支，导致币值陡然下降，甚至在市场上出现公然拒用或折价使用中央苏区纸币的现象。
伴随国家的政治统一，多元货币格局随即转化为一元货币格局。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局面，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特殊时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前述英镑和美元成长为国际货币的所谓标配及逻辑无一适用于人民币。2015年11月，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权重超过日元和英镑，位列美元与欧元之后排名第三。
在此期间，一些主权货币借助贵金属本位成为大国货币，比如英镑就曾依靠黄金积累成就了货币霸权。之所以需要着眼于历史逻辑，是因为中国的货币制度演进历史漫长而独特。
正是基于这种宝贵基因，根据地货币的幼苗历尽风霜雪雨的洗礼与淬炼，最终成长为人民币这颗参天大树。这与同时期的法币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相较于根据地货币，法币制度虽在政治经济领域拥有绝对优势但币值却长期剧烈波动乃至最终一溃千里。早在高宗时因多次对外用兵，开元币制即受不小冲击，至安史乱起，朝廷为救财政之急而开铸大钱，币制渐败，随后经历藩镇割据，私铸云起，恶钱横行，流弊波及此后之五代十国时代。由此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货币制度困局，那就是：内生性（通常为低值本位）货币制度成长为大国货币具有更强的义理性，可历史地看，越是内生性的货币制度就越是难以成为大国货币。
随着相关措施的陆续到位，1995年通货膨胀率降至14.8%，1996年进一步降至6.1%，由此开启了中国此后将近三十年高增长与低通胀相得益彰的传奇时代。在世界货币制度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知有多少国家及朝代的货币制度倒在了财政驱使的滚滚车轮之下。可是条件一旦出现转机，便马上恢复经济发行。至于国际使用，显然受当时特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局限而难以具备。
引言 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大国货币的成长。特别是，据2021年5月统计，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高达12.8%;2021年6月，俄罗斯财政部表示将其主权财富基金中的美元份额清零，同时增加欧元与人民币的份至。
人民币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存在恶性通货膨胀背景下发行的，发行之初直至建国初期，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不断扩大的解放区百废待兴，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财政收入因一切尚未步入正轨而难以增加，巨大的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增发货币弥补。比如，1934年初，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苏区财政状况恶化。
再看中国本土的纸币发行，除了政府官办银行、商业银行拥有货币发行权之外，地方政府竞相利用官银钱号发行钞票以解财政之困，各类钱庄、钱铺、商号均任意印制各种纸币性质的票券，币制混乱、纸币贬值，致使工商停顿、民不聊生。1926年4月，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成立第一农民银行，发行银元票（白竹布货币）。更何况，空间要求除了强调大国货币需要依托于一定体量的大国经济之外，还进一步凸显出大国政府借助货币手段实现经济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的强大能力。例如，1984年，信贷增长28.8%，M0增长50%;1985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9.3%，1988年进一步涨至18.8%，1993年和1994年一度分别达到21.7%和24%的高点。难能可贵的是，在重重军事围堵和经济封锁之下，革命根据地始终保持着货币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如，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发行采取经济发行原则，力求保持金融物价的稳定。
其实，这种判断很容易陷入以他例我的逻辑困局，在政策操作上也极易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换一角度看，经济大国一定是主权货币意义上的货币大国，却并非一定同时是国际使用意义上的货币大国。
但未曾料想，明末美洲银元特别是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革的同时，也掀起了外国货币深刻介入并主宰中国货币制度的帷幕。但其大国货币的整肃稳定品相却仅维持半个多世纪的短暂时光。
这可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二期战时财政金融计划案》之金融部分的表述中窥其端倪：国际间形势，于我国财政金融之设施，关系甚切，多须借助于友邦，此后尤盼外交之运用得宜，俾欧美各国积极援助，以资策进（重庆档案馆和重庆师范大学，2014）。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局面正在改观。
另如山东解放区，起初在法币和日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处于劣势，致使物价急剧震荡。就宋代而言，暂且抛开交子作为世界纸币制度之滥觞不谈，宋代铜铸币可以称得上中国货币发展历史中真正具有国际使用意义上的大国货币，其行用伴随两宋国际贸易之勃兴，不仅流通于辽夏，也遍及日本、东南亚甚至印度洋和东非西亚诸国。非但如此，在某些场合，一味追求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反而会动摇其成为大国货币的内部根基。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大国货币的出现或者轮替均构成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即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货币，但社会上投机商人的金银投机活动依然猖獗。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前，人们毫不怀疑英镑和美元之路是大国货币成长道路的历史终结。
秦半两作为中国货币统一历史之滥觞以及秦帝国横空出世的金融象征，不仅终结了先秦货币制度的长期分裂局面，而且还开创了此后沿用两千余年、独具中国面貌的天圆地方铸币形制。纵观全球货币演进历史，但凡大国货币大都存在一个针对众多区域货币的整合过程。
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明代初期沿用元代做法，用钞不用钱并禁止金银交易。其间经历西汉五铢钱之统一铸造、唐代开元钱之制度变革以及两宋以来纸币制度之创制行用，整个演进过程跌宕起伏、独具特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因素。
比如，1931年，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各个地方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便逐步统一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及其各个分支行发行的货币。据统计，虽然自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的物价水平有所上涨，有时上涨幅度还很大，但在形势异常严峻的1940年，延安的物价指数仍低于国统区的物价指数（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1992;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1985）。此外，基于特殊历史原因及一国两制安排，国家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币制度，港币和澳门元作为两个特殊货币制度因素，与人民币一道共同构成中国的整体主权货币制度框架。据此，人们不得不进一步猜测或者追问：注定紧随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的人民币成长为大国货币之路是否也会在欧美道路之外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着眼于历史逻辑和全球视角方能给出合理而可信的答案。
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对于货币价值变动的敏感度日益提高。或者说，国际使用并非大国货币的充要条件。
比如，华东地区各解放区的货币统一为北海币;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后行用西北农民银行券即西农币;后来整合后的华北解放区的货币通过与西农币等商定比价并行流通一段时期后等待新的货币整合。仅由此看，秦半两无疑具有大国货币的初始气象。
简言之，将来人民币即便成为国际广泛使用意义的真正大国货币，也必然走的是中国道路，而非步英镑、美元之后尘。如所预料，对于正在成长为大国经济的中国而言，其主权货币即人民币如何选择迈向大国货币之路，已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